开启“三孩时代”：专家建议鼓励政策再“加码”

　　生育政策，关乎一个个家庭的幸福，也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

　　今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从“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十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几经调整，逐步放开，在2021年这个“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入新的阶段。

　　今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生育率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等问题引发各界讨论。在这一背景下，“三孩生育政策来了”成为2021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相关热搜两天内话题阅读量超41亿次。空前的关注度背后，也反映着期待与焦虑：要不要生？生了怎么养？困扰着年轻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提出，“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如何完善配套支持措施，采取什么样的配套支持措施，将直接影响政策效果。近日，多位人口学者、经济学家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探讨中国生育政策再出发可能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

　　更注重配套鼓励措施的三孩时代

　　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就曾建议“从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放开生育”。他所在团队曾发布研究报告称，“我国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放开三孩政策的发布十分及时，能让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也不用担心部分地区大幅多生会导致人口激增。”

　　从独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中间经过了“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等渐进放开的过程，而在“全面二孩”实施六年后，直接进入“全面三孩”，任泽平认为，这和今年上半年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有密切关系。

　　他告诉澎湃新闻，近10年我国人口一直呈低速增长状态，七人普数据的公布，让人们开始重新重视人口问题，“比如之前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但实际上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已经降至1.3，低于国际社会通常认为1.5的警戒线，出生人口较2019年下降260万，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13.5%，如果不加干涉，生育率将进一步下滑，中国人口会在‘十四五’时期陷入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中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下近17年中的新低。

　　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

　　这些数据显示，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趋势正在加快。人口学者黄文政介绍称，人口问题将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他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没有得到预期效果，这也是“全面三孩”政策需要迫切实施的原因。

　　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杨成钢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表示，近十年我国虽然逐步放开计划生育，但实际上并没有显著提高人口出生率，反而预期的人口负增长拐点一直在提前，“在六人普的时候我们预测人口峰值将出现在2033年，后来又有专家通过研究将这一时间点提前到了2027年，也有人说到2024年，但根据七人普数据最新的研究结果，我国人口峰值很快就会到来，很快的含义大概就是明年。”

　　杨成钢说，在七人普数据发布后半个月，“全面三孩”政策正式发布，正体现了国家对目前所面临人口形势的重视。

　　他告诉澎湃新闻，“全面三孩”相比“全面二孩”政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鼓励生育力度明显加强。“二孩政策出来后，生育状况没有达到预期政策效应，其实国家就已经在谋划如何创造生育友好环境，因此全面三孩一放开，一些配套政策就出台了，比如‘双减’政策。”杨成钢认为，在放开生育政策和鼓励生育政策互相配合下，“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会更明显。

　　1950年至2018年总和生育率大幅下滑

　　独生子女一代的“三孩生活”

　　“让不让生”已经不再是问题， “想不想生”、“生了怎么养”成为议论的焦点。如今我国的适龄生育人群，主体正是过去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的生育意愿和需求，也是“三孩政策”需要关注的重点。

　　“在我的成长环境中，标配都是三口之家，身边也都是独生子女，现在一对夫妻可以生三个孩子，加上父母带娃，就是七口之家，从小家庭就变成了大家庭。”生于安徽北部的林君如，父母亲都是公务员，“属于最不敢超生”的群体，她说，自己从小就对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有一种向往。

　　“小时候经常感觉很无聊，只有过年的时候亲戚们都回老家，小孩子们才能一起玩几天，当时就觉得孩子多真的太好了。”在放开“全面二孩”的那一年，林君如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当时她就做好了二胎计划，“感觉这个政策就为我出台的。”2018年，第二个孩子如约而至。二胎的到来，带来了林君如期待已久的热闹，“一开始确实很累，但现在一个6岁一个3岁，哥哥会照顾妹妹，妹妹又特别崇拜哥哥，感觉两个孩子都从对方身上得到陪伴。”

　　“三孩政策”的出台，让林君如再次动了念头，“三个孩子多吗？在我们父母那一代，很多都是至少三个孩子，家里遇到事情，有人共同商量分担。我觉得父母没办法陪孩子走完一生，我是希望能让孩子多有几个至亲。”

　　林君如说，尽管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大，但她认为很多“消耗”并非必需，“比如孩子教育，我们只选择孩子真正感兴趣的，哥哥只学了篮球，妹妹什么都没报。相比花钱报班，我们更喜欢周末带孩子去爬山、游泳，白天工作，晚上陪孩子玩游戏、阅读。”林君如认为，很多人觉得养孩子太累，其实是不放过自己，更不放过孩子。

　　在大多数女性担心的职业生涯影响上，林君如承认自己也有过狼狈的时刻，“一胎没经验，当时复工后两边顾不过来，差点辞职，但后来慢慢找到了节奏，二胎产假甚至偶尔能处理一下工作。”林君如认为，生育对职业生涯确实有影响，但如果协调好，影响也可以消除，“产假6个月，对公司来说，培养一个新人也不止这些时间，只要有能力，公司也是会理解的。”

　　预测未来出生人口将继续下滑

　　32岁的陈婷，在今年10月份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第一胎是双胞胎，其实应该是算第二胎，但我们也是实打实的三孩家庭了。”她告诉澎湃新闻，在怀孕时还曾担心过，但没想到孩子还没出生就开放了三孩政策。

　　陈婷的第一胎是双胞胎男孩，她说自己和丈夫没有任何性别偏向，但一直希望能够儿女双全，“想在成为高龄产妇之前再努力一次。”如今生了一个“小棉袄”三胎如愿以偿，女儿诞生的次日，陈婷发了一张两个哥哥趴在婴儿床看妹妹的照片，配文“圆满了”。

　　作为三孩的母亲，陈婷称，最大的感受就是那句俗话“累并快乐着”。为了能充分照顾孩子，在生育第一胎时，她就选择辞职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回想起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婷也曾有过后悔的念头，但转念一想：“并不是只有上班这一条路可以实现人生价值。”在照顾孩子期间，她也一直在寻求一种实现自我价值和陪伴孩子能和谐相处的模式。

　　去年3月，一直喜欢烘焙的她，在小区里经营了一家烘焙店，主要制作幼儿零食，如溶豆、曲奇饼干、纯天然棒棒糖等，“有烘焙师傅负责产品，我主要是管理方面，生意不说很红火，但每个月收入也不错，还可以陪伴孩子。”

　　对于陈婷一家来说，养育三个孩子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住房，“我们现在的房子是三房两厅，一个主卧，一个是老人房，还有一个小房间是两个孩子住，现在女儿跟我们睡，再大就住不下了。”按照广州市区的限购政策，陈婷一家在未还完房贷时如果购买第二套住房，就要支付七成首付，资金上承担不了。但如果以房换房，中间漫长的买卖期、装修期，一家人将无处生活。

　　“我之前看有专家提倡生育三胎增加购房名额或者进行购房补贴，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为三个孩子再加上帮忙带孩子的长辈，或者一个保姆，正常刚需房是不太能满足的。”陈婷希望未来能够出台更多针对三孩家庭的有利政策。

　　国外数据显示，入托率越高，生育率越高。

　　专家建议继续“加码”鼓励生育政策

　　目前“全面三孩”政策已经发布半年多，鼓励生育政策不断“加码”，各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同时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比如延长产假、设立育儿假、设立独生子女父母护理假等。

　　今年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将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在法律中予以明确，同时，删除旧法中有关抚养费征收、计划生育证明、采取长效避孕措施等与三孩政策相违背的规定。

　　新法明确，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相关条款覆盖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父母育儿假、育龄女性就业服务、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等。

　　“因为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下行惯性，想要扭转这种惯性，就需要最大的鼓励生育力度。”任泽平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

　　因此，任泽平建议，在现有的政策之下继续“加码”，还应该从经济入手来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一是进行现金和税收补贴，如对二孩或多孩家庭，每个未成年孩子给予一定的补贴，父母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缴纳金额进行不同程度的减免。二是对多孩家庭提供购房补贴，通过按揭利息返还或房价打折进行补贴。

　　任泽平认为，在配套设施层面，最应该关注的是入托问题。他说，在法国和一些北欧国家，政府会提供普惠性的托幼儿所，以帮助职业女性产后尽可能地回归工作。但在中国，托儿服务严重缺乏，“按照之前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0-3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我们建议要提高到50%左右。”他表示，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需要兴建十万个幼托中心。

　　任泽平认为，鼓励生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间节点，“我们现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还不是很严重，还有较高的储蓄和投资率，也就是说有钱鼓励生育，如果等未来人口严重老化，养老的财政负担加剧，鼓励生育的代价就会比现在高很多。”

　　黄文政也指出，鼓励生育远比计划生育更难。他认为，一直以来，生育率下行的惯性被低估，导致鼓励生育的难度也被低估，目前生育矛盾已不在于“能不能生”，而是“怎么养”。

　　他建议，在税收、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方面切实减轻养育负担。如降低相关产业的税负，将幼儿园、托儿服务纳入义务教育；借鉴其他国家对生育实行的累进制奖励；延长父亲产假，降低母亲育孩负担并消除工作性别歧视等。

　　黄文政表示，还应从观念上来改变社会对人口的看法，“现在有人还认为人口少会更好，减少竞争，但实际上，人口萎缩后市场变小的速度会比劳动力下降的速度更快，到时会面临更严峻的竞争。”

　　黄文政认为，目前“全面三孩”政策落地后的配套鼓励政策，相比“全面二孩”有了较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