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推动疏解整治促提升 数字化转型助力承接升级

　　“十四五”时期，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迈入新的阶段。7月21日，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在丰台区大红门地区调研时强调，要加紧业态转型，坚定有序推动区域性批发市场全部疏解腾退，积极提升首都城市功能。如何进一步完善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常态化对接机制，统筹解决各类衔接问题和要素配置，提高疏解承接效率，高质量推进非首都功能疏解，已经加速提上日程。

　　优化产业结构 疏解成效显著

　　在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日前举办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论坛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叶堂林说，“非首都功能疏解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7年来，非首都功能疏解成效非常显著。”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进程中，北京辐射带动津冀功能增强，“十三五”期间，天津引进北京项目3062个、投资到位资金4482亿元人民币，河北承接京津5000万元以上项目1171个、总投资11348亿元。

　　创新产业承接模式 促进转型升级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河北省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围绕落实“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打造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活跃对外对内贸易和有效扩大多层次消费，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产业等优势，加强物流枢纽、园区、龙头企业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河北省的功能定位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

　　为此，河北主动衔接规划，主动连接交通，主动承接项目，“服务京津，建设京津商贸物流转移承接地”，推动京津冀统一物流大市场建设。尤其是根据北京市的需求，河北省精准承接，重点承接市场项目不断落地。在近日举行的京津冀现代商贸物流发展高端会议上，河北省商务厅厅长张锋介绍，河北省瞄准北京相关产业和资源的外溢需求，加快综合承接平台发展，探索科学有序承接新途径。

　　据悉，河北省商务部门将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深化京津冀商贸物流领域合作，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尤其利用数字技术带动京津冀传统行业尤其是商贸物流行业的改造升级。以河北廊坊固安县重点招商引进的永定城项目一期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为例，就创新提出了数字新商贸发展模式，以打造数字化供应链产业互联网平台为抓手，为推动传统商贸物流转型升级提供了解决方案和发展方向。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一期项目即将于8月底竣工

　　下一步河北省将以永定城等项目为载体，通过数字化升级与模式创新双轮驱动，整合物流、商贸、互联网等数据要素，以数据赋能商贸物流和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覆盖商贸流通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新生态。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李迅认为，“近年来，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的快速推进，下一步，北京周边津冀区域需要根据自身空间规划、功能定位、区域职能等，开展特色化的产业承接,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重复建设。”

　　李迅说，以大红门地区疏解出的小商品和服装类商户为例，承接地在具备区位交通、规模集聚等优势的同时，系统开展政策引导，以税收、金融为助力，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进行赋能，帮助传统商户积极拥抱新消费、新零售、新业态，让所吸纳产业在新的土壤中迅速生根发芽，进而实现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化模式的蜕变。

　　数字变革 打造流量平台助推生态重构

　　随着5G移动互联网和内容电商兴起，以直播、短视频为代表的新零售模式快速崛起。7月26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目前每天全国的快递包裹量已经超过了3亿件。鲜活数字的背后，反映了现代流通体系带来的强大活力，新型消费方式释放的强大经济动能，以及商贸流通格局发生的巨变。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相关报告指出，应择机谋划布局建设一批特色承载平台，精准承接北京特色功能疏解。提升分散疏解平台的承载力，突出强化平台基础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应用经济学院张耀军教授认为，“大红门商圈此前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存在其生长的市场土壤，所以承接地必须考虑如何为所承接的产业、商户营造具备发展前景的经营环境”，在电商、直播等新型消费形式快速崛起，传统商户经营理念陈旧，线下实体批零市场份额被进一步被挤压的状态下，产业承接不能仅仅只着眼于简单的园区建设，疏解商户的承接升级也不仅仅只是物理空间的改变，更加需要有新的运营模式来实现其经营思路的跨越提升，要让商户以疏解为契机，实现营销模式向数字化方向的转变，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从而实现“带土移植”，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迅速投入社会服务，及时获得经济收益。

　　“未来商贸流通行业趋势是‘销售渠道的多样化和流通环节的去中间化’，也是承接地在运营模式上的战略核心。这个趋势目前已经非常明显”。张耀军认为，承接疏解产业需要考虑客观市场因素，顺应买卖双方信息逐渐对称的市场规律，提升产业运营和配套设施建设的水平，为入驻企业提供优质生态环境。这不仅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产业疏解移植过程中的阵痛，有利于京津冀区域产业疏解和循环，实现产业输出地、输入地和企业的多方共赢。